【第563號】張群生濫用職權案——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單位名義擅自出借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造成巨大損失的行為如何定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張群生，男，1954年1月9日出生，某軍事院校財務處會計師。因涉嫌犯濫用職權罪于2007年12月7日被逮捕。
解放軍總直屬隊軍事檢察院以被告人張群生犯濫用職權罪向解放軍總直屬隊軍事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張群生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張群生具有自首情節(jié)，認罪態(tài)度好，積極賠償單位損失，具有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
解放軍總直屬隊軍事法院經(jīng)公開審理查明：
1998年10月至2002年12月，被告人張群生作為某軍事院?？蒲胁控攧肇撠熑耍瑸榻o單位賺取利息，未經(jīng)請示單位領導，擅自決定從院校財務賬戶支取轉(zhuǎn)賬支票出借資金給兩個地方公司，并與對方約定利率和還款期限，借款方出具向張所在院校借款的借條。借款方到期無力還款時，應對方請求，張群生又讓借款人借新還舊。通過此種滾動方式，張群生先后多次出借公款，累計2900萬元。在此期間，收回利息款45萬余元。至案發(fā)，尚有本金500余萬元無法追回，張以項目協(xié)作費名義掛賬。
張群生在院校財務處清查經(jīng)費賬目時，即如實交代了其擅自出借資金給地方單位造成損失的事實。
解放軍總直屬隊軍事法院認為，被告人張群生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國家和軍隊財務管理規(guī)定，超越職權范圍行使權力，多次擅自出借軍隊資金，給單位造成重大經(jīng)濟損失，其行為已構成濫用職權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罪名成立。張群生在被立案偵查前，主動交代了司法機關尚不掌握的犯罪事實，依法應認定為自首，可以從輕處罰。辯護人提出張群生認罪態(tài)度較好、積極賠償單位損失，具有酌情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辯護意見屬實，應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guī)定，認定被告人張群生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張群生未上訴，檢察院未抗訴，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被告人張群生的行為是構成挪用公款罪還是濫用職權罪?對此，在審理中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張群生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人大解釋》）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一）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本案中，張群生未經(jīng)請示單位領導出借公款，屬于“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符合上述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第二種挪用公款的情形。第二種意見認為，張群生構成濫用職權罪。理由是：張群生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國家和軍隊財務管理規(guī)定，未經(jīng)請示單位領導，超越職權范圍行使權力，多次擅自出借公款，并造成無法收回的結果，客觀上已使公共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且濫用職權與這一危害后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
三、裁判理由
我們認為，被告人張群生的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具體理由如下：濫用職權罪屬于職務犯罪，挪用公款罪從本質(zhì)上講也屬于一種瀆職行為，兩種犯罪主要區(qū)別在犯罪構成尤其是客觀方面的行為表現(xiàn)上：
一是兩罪侵犯的客體不同。挪用公款罪不但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還侵犯了公共財產(chǎn)的使用收益權，而濫用職權罪侵犯的是國家機關的正?；顒?。為保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正當、合理地行使職權，國家有關機關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章來規(guī)范、約束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這些規(guī)定既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和運用各自職權的法律依據(jù)和保障，也是其職務行為的界限、范圍和行動的準則，因而是每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定責任和義務。職權的不正當運用尤其是濫用，不僅違反了這些規(guī)定中關于正當、合理運用職權的基本要求，從而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和秩序，而且還會給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甚至無法彌補的損害。
二是兩罪主體都是特殊主體，但又有所不同。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其范圍刑法第九十三條有明確規(guī)定。濫用職權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關于其范圍的界定，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亦作出規(guī)定，兩類人員具有包容關系，即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三是兩罪客觀方面不同。挪用公款罪是利用職務之便，擅自決定將公款挪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具體而言有三種行為表現(xiàn)。濫用職權罪表現(xiàn)為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權限和程序，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濫用職權的行為在客觀上表現(xiàn)為兩種情形：一是不認真地運用權力，即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未盡到注意義務，在其職務范圍內(nèi)隨便、隨意或馬虎地行使權力；二是過度地運用權力，即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超越職務范圍去行使權力，或者在職務范圍內(nèi)超越權力運用的前提、條件、程序、內(nèi)容等要求而行使權力。前者是不認真履行職責，后者則是超越限度或沒有限度地履行職責，均以作為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
四是兩罪的主觀方面不同。挪用公款罪只能由故意構成，濫用職權罪主觀方面一般由過失構成，特殊情況下也不排除間接故意的存在。判斷故意還是過失，應當以行為人對其所實施行為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而不是行為人對行為本身的心理態(tài)度為標準。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其職權的法律依據(jù)、行使范圍與程序以及職權濫用的危害后果，通常具有一定明知，不管是出于何種動機而濫用職權，一般較難以認定行為人是在希望或積極追求公共財產(chǎn)、國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危害后果的發(fā)生；但實踐中確實存在行為人明知違反職責義務的行為會造成危害結果，但為了某種利益而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采取放任態(tài)度，則其主觀心態(tài)就不再出于過失而應當屬于故意了。
本案中，有關證據(jù)顯示，被告人張群生作為單位財會人員，擅自決定將公款借給地方公司使用，但因其是以單位名義借款，且用款單位也是向張群生所在單位出具借條，不能認定張群生是“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張群生與借款單位約定了利息，借款單位也支付了45萬余元的利息款，因此款并非被張群生獲得，而是人了張群生所在單位的賬戶，而本案中也沒有證據(jù)顯示其謀取其他個人利益，因此也不符合“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情形，故本案就不符合挪用公款罪要求的“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本質(zhì)特征。有觀點認為，“歸個人使用”與“歸單位使用”已并列為挪用公款罪客觀方面的選擇要件，因為《人大解釋》第（二）、（三）項明確規(guī)定挪用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可以構成挪用公款罪，也就是說，挪用公款罪不再以“歸個人使用”為必要要件。我們認為，這是對《人大解釋》的誤解?！度舜蠼忉尅返冢ǘ?、（三）項規(guī)定情形是有前提條件或限制的，即是“以個人名義”或者“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謀取個人利益”。其意義在于突出挪用公款罪“公款私用”的本質(zhì)，將實踐中這兩種變相公款私用的行為進行明確解釋規(guī)定，便于統(tǒng)一司法，但并未突破“歸個人使用”的立法定位，更不意味著“歸單位使用”也是挪用公款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具體而言，“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其實質(zhì)是先將公款挪給自己使用，然后自己再處分公款；“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實際上是個人將公款作為謀取利益的手段。因此，兩種行為本質(zhì)上仍然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
被告人張群生為給單位賺取利息謀取利益，違反國家和單位財務管理規(guī)定，未經(jīng)請示單位領導，擅自決定并實施了多次從單位財務賬戶支取轉(zhuǎn)賬支票出借資金，借給地方公司使用，屬于過度行使自己的職權，且最終給單位造成500余萬元的損失，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法院以濫用職權罪對被告人張群生定罪處罰是正確的。